近日，工信部一连发布三个“十四五”发展规划，涵盖两化融合、软件及大数据产业，既点明了软件将在数字经济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也折射出“十四五”时期中国软件升级的方向。

在数字经济由虚入实的趋势之下，软件在制造业的应用渗透不仅有助于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还将成为数字要素与传统要素有效整合的关键力量，因此在“十四五”时期，软件或将在新型价值链中攫取更多的经济价值。

具体来说，中国软件升级的方向将体现在国产化替代、生态建设与To C思维三个方面。

第一，软件升级需要打破国外软件巨头在工业设计、生产制造等核心基础领域的垄断，以硬实力提升修补技术与隐私的双重敏感点。

第二，软件升级需要从单一垂直型行业应用的内卷中跳脱出来，在成熟的公共数字基础设施上共享融合，以提供生态型解决方案提升国际竞争力。

第三，软件升级需要灵活借鉴To C思维，打通产业互联网的最后一公里。一方面利用数据的网络效应调动专业软件开发人才，构建新型开源协作生态；另一方面加快发展低代码/无代码功能，让业务人员能根据自身需求以简单易上手的方式开发应用，弥合IT专业人才的供需缺口。

软件升级将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过去十年，平台经济作为数字经济的代表形式，将数字技术与服务业的需求融合，带来了消费互联网的蓬勃发展。而数字化营销以低成本收获意外实效，裂变式传播与需求迭代直触消费和痛点，随之促成了国产品牌的加速突围。时至今日，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将从服务业进一步下沉渗透至制造业，由软件升级推进的产业互联网或将引致更为深远的变革。

中国信通院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在服务业的渗透率已经高达40.7%，而在工业和农业的渗透率分别只有21%和8.9%。就此，“十四五”规划给出了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发展目标，到2025年，全国两化融合发展指数达到105，企业经营管理数字化普及率达80%，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85%，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68%，工业互联网平台普及率达45%。

软件升级将实现数据资源与传统资源的整合。传统的四大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无一例外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即每件商品的价值都由对应的工资、利息、地租及利润构成，已对应的报酬无法再给其他商品提供价值。同时，随着同一种要素的不断投入，可变要素的边际产量会递减。但数据不同，其边际复制成本几乎为0，因而对经济发展具有放大、叠加与倍增作用。开发适配于工业生产的软件，则是一种对传统资源及数据资源的高效整合，以数据的高乘数效应赋能生产，大幅提升制造业的生产效率。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IT支出凸显“重硬轻软”问题，对软件领域的投资相对不足，软件市场价格长期受抑制。

《“十四五”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规划》强调要支持软件价值提升，充分释放“软件定义”创新活力，有望扭转软件价值长期失衡的局面，促使软件企业获得其应有的价值回报。《“十四五”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强调要充分释放大数据容量大、类型多、速度快、精度准、价值高的“5V”特性，激发产业链各环节的潜能。到2025年底，大数据产业测算规模目标是突破3万亿元。

中国软件升级的方向:

软件升级需要加强国产化替代，修补技术和隐私的双重敏感点。在消费互联网领域，中国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先发优势，形成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平台企业，在改造经济系统的同时为消费者提供了便利。然而在产业互联网领域中美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在工业设计和生产控制等核心基础领域，国外软件巨头几乎完全垄断了我国市场，比如在CAE仿真软件市场领域，美国ANSYS、ALTAIR、NASTRAN等公司占据了95%以上的市场份额。而在SaaS新型“即服务”市场中，IDC数据显示，2020年美国的SaaS市场规模约为中国的二十余倍。从资本市场估值看，截至2021年11月底，美国最大的SaaS企业Salesforce市值已经超过2800亿美元，而中国尚未出现具备成熟服务能力的SaaS企业。在中国工业化转型初期，大部分企业习惯“拿来主义”，直接订购国外成熟的基础软件而不进行研发，缺乏对工业生产自主可控重要性的认识。

长此以往，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积累的基础数据和应用数据不仅无法得到合理利用，反而还会造成关键数据的流失。此外，在2018年美国几次“卡脖子”事件中，工业软件和芯片是同时遭遇禁运的“软”“硬”两把利剑。如果中国工业生产仍然严重依赖于国外软件，那么在软件订阅模式的兴起之下，各类生产进程将更易受阻。因此，实现基础软件自主可控是中国软件升级的首要任务。
软件升级需要营造良好有序的生态环境，避免低效内卷。公开资料显示，中国注册企业数量超过4000万家（不包括个体工商户），理论上对于企业服务及数字软件存在广阔的需求市场。然而，中国企业的特殊性增大了软件服务发展的难度。

第一，企业门类杂。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价值链中枢作用不断提升，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产业门类众多意味着需求更多元化，单个细分赛道的市场空间相应被压缩。

第二，生命周期短。据美国《财富》杂志，美国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不到7年，大企业平均寿命不足40年。而中国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仅2.5年，集团企业平均寿命仅7~8年，中国企业难以长时间存续，使得提供数字化服务的投资回报率下降。

因此，在相对有限的市场与利润之下，内卷成为中国大多数SaaS企业的必经之路。国内的SaaS企业一般从开发单一垂直类行业软件入手，缺乏形成完整生态版图的商业意识，产品矩阵往往存在割裂现象。相较之下，国外成熟的SaaS巨头通常强调生态化的行业解决方案，主流SaaS平均能与300多个功能进行业务集成，Salesforce更是集成了3860种SaaS功能，联合向客户提供服务（如表1所示）。三份规划中多次提及“生态“二字，包含培育生态聚合型的平台企业、提升生态影响力等具体细节，体现出在软件升级过程中，除了底层的互联互通要求外，还将着力于基础设施、应用平台和公共服务等生态环境的底层建设。而软件服务提供商可以在共享生态上提供专业服务，从而降低研发的边际成本与投资风险。

软件升级需要提升市场需求与技术支持的适配性，避免数字场景的真空化。除了提升软件硬实力之外，如何满足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打通产业互联网的最后一公里也是需要着力解决的难题。我们认为，单纯的To B思维可能无法满足当下的发展环境，由于工程师与市场需求往往会存在脱节，软件开发更需要灵活运用To C思维来与现实情形对接，“使用者即开发者”模式或成为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的良药。

对于专业开发者而言，积极拓展开源生态不仅有助于中国获取海外高级算法与软件，以此缩小海内外的技术差距，还能让充分了解产品需求的工程师参与代码编写，提升软件的实用性和可用性。开源生态正是利用了To C商业逻辑中的网络效应来聚集人才，使用者越多，意味着开发者越多，软件质量也随之提升。这种开发软件的新型协作形态，一方面促使专业开发者提升使用产品的意愿；另一方面软件得以根据市场需求实时迭代，形成创新技术与商业模式的良性循环。比如在云计算领域，企业聘用的工程师既是软件的直接使用者，也会在公司做采购决策时间接提出专业建议，因而让其加入开发不仅有助于了解产品痛点并适时改进，还间接降低了获客成本。

此次规划首次提及开源生态建设，并提出到2025年要建成2~3个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意味着开源项目将逐步得到国家政策的扶持。对于业余开发者而言，低代码/无代码功能将显著提高应用对业务响应的敏捷性，弥合需求与供给之间的鸿沟。数字化转型下企业开发应用的需求大增，但软件人才供不应求。根据Gartner估计，2021年的应用开发需求五倍于IT公司产能，专业IT人员只能满足6%的IT需求。而低代码/无代码平台正是让业务人员可以像使用PPT一样轻松地开发应用程序，让每个人都能以定制化的方式满足业务实际需求。这种简单易上手的代码开发协作模式，或将让更多尚踌躇于数字化转型的企业迈出向前一步，为数字技术与实用场景的深度融合打通最后一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