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世卫组织数据，今年1月1日至6月22日期间，全球50个国家、地区已发现3413例猴痘确诊病例和1例死亡病例。另据英国牛津大学“以数据看世界”（Our World in Data）项目数据，自5月13日至7月8日，全球范围内猴痘确诊病例达9069例。

对中国大陆地区而言，猴痘疫情也有迫近的趋势：

6月21日，新加坡出现一起输入型猴痘感染病例。

6月22日，韩国疾病管理厅通报了一例输入型猴痘感染病例。

6月24日，中国台湾地区“疾病管制署”公布台湾首例境外输入猴痘确诊病例。

但在6月25日世卫组织召开的突发事件委员会会议中，猴痘疫情并未被判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这意味着在世卫组织看来，猴痘所造成的危机尚未达到之前的“寨卡”病毒疫情、埃博拉疫情以及新冠疫情等传染病流行的严重程度。

在猴痘疫情相关信息的传播中，出现了“恐慌”和“麻痹”这两种极端的心态：冲击过后，科学知识的普及在接受端依旧乏力，对“疫情”作为整体议题的麻木和厌倦清晰可见——猴痘的百度搜索指数仅在5月23日央视对世卫组织“人际传播”相关报道当天达到高峰，此后便陷入低谷。

在传染病谱系中，在历史的坐标里，猴痘处在什么位置？我们应当提起几分警惕？

一、横向：在传染病谱系中，

猴痘处于坐标何处？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猴痘疫情来势汹汹。

在最新发布的一篇关于猴痘的疾病爆发新闻（Disease Outbreak News）中，世卫组织报告，截至6月22日，今年全球已有50个国家和地区发现3413例确诊病例和1例死亡病例。相较而言，欧美地区猴痘疫情形势最为严峻，欧洲地区的确诊病例已达2933例，占全球确诊病例的86%，美洲地区共有381例确诊，占比11%，1例死亡病例则来自于尼日利亚在2022年第二季度的报告。

国内著名传染病学专家卢洪洲在近期发表的论文中指出，此次猴痘疫情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事件。作为天花的近亲，猴痘是一种人畜共患疾病，曾在非洲地区流行。然而，今年 5 月以来，作为非猴痘流行地区的欧洲出现了新的疫情，且该地区报道的病例中，缺乏相关的疫区旅居史，因此值得高度警惕。[1]

尽管如此，6月25日，世卫组织仍决定尚不将该事件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称PHIEC），而是描述为“不断演变的健康威胁”。

RUC新闻坊统计了近十年来世卫组织公布的疾病爆发新闻（DON）数据，在1087份报告中，猴痘相关报告共有18篇，其中8篇与本次猴痘疫情相关，在近十年世卫组织传染病报告中总体占比不高。除却零星疾病报告，世卫组织共报告了22种传染病病毒，其中既有广受关注的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埃博拉病毒和甲型H7N9禽流感，分别被报告314次、181次和144次，也有公众不太熟悉的尼帕病毒和白喉等疾病。

疾病爆发新闻(DON)与已确认或潜在的公共卫生事件相关，其标准包括：第一，具有可能影响国际旅行或贸易的重大或潜在国际健康问题的未知原因。第二，已证明有能力造成严重公共卫生影响并在国际上传播的已知原因。第三，公众高度关注，可能导致所需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中断，或可能扰乱国际旅行或贸易。尽管世卫组织报告的22种以上的病毒符合以上标准，但大多数病毒和猴痘一样，都未被认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国际法规定的最高级别警报。根据2005年通过的《国际卫生条例》，PHIEC是指“确定通过疾病的国际传播对其他国家构成公共卫生风险，并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的特殊事件”。

那么，什么样的流行病才能算是PHEIC？

世卫组织给出的定义包括以下三点：第一，严重的、突然的、不寻常的或意外的；第二，对受灾国国界以外的公共卫生产生影响；第三，可能需要立即采取国际行动。此前世卫组织仅宣布了六次PHIEC，分别是2009年爆发的H1N1型流感疫情，2014年的野生脊髓灰质炎疫情，2014年的西非埃博拉疫情、2016年的“寨卡”病毒疫情，2019年刚果埃博拉疫情，以及最近一次爆发于2020年的新冠疫情。

然而，PHIEC的认定可能是一把双刃剑。

《华盛顿邮报》指出，PHIEC的决定不可避免带有政治性，世卫组织不会轻易宣布。尽管宣布之后会促进资金的筹集和国际行动的展开，但各国对这一“标签”的反应通常是恐慌，以及施加贸易/旅行限制，这会波及到疫情地区的民众生活。[2]

因此，一旦宣布PHIEC，世卫组织的建议多包含敦促各国家/地区不要关闭边境或对旅行和贸易施加任何限制。以寨卡病毒为例，世卫组织敦促在举办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城市和场馆内外加强病媒控制措施，但不应普遍限制与寨卡病毒传播的国家、地区/领土，包括主办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巴西国内城市的旅行和贸易。

香港大学病毒学家金冬雁告诉RUC新闻坊，就目前而言，此次爆发的猴痘疫情还不能被认定为PHIEC。他肯定了世卫组织的决议，“猴痘疫情存在一定的危害性，但与新冠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一方面，它的致死率极低，全球除非洲地区外没有一例死亡，另一方面，传染率也很低，传播方式更是十分有限，大多数病例是男男性行为人群”。而至于猴痘病毒能否通过性传播途径传播，目前尚无研究定论。

基本传染数和致死率是衡量一个传染病严重性的两个重要指标。据世卫组织公布，一些初步研究判断猴痘的基本传染数（R0）为0.8，而在男男性行为者中该数值大于1，近年来，猴痘的病死率约为3-6%。将猴痘置于传染病谱系坐标中，可以发现，与疾病爆发新闻中出现频次最高的五种疾病相比，猴痘的基本传染数和致死率并不显著。

尽管猴痘病毒已经传播到亚洲地区，它全球大流行的可能性依旧很小。

卢洪洲团队还在论文中指出，猴痘病毒与新冠病毒不同，是通过与体液（例如咳嗽产生的唾液）的密切接触传播。这表示患有猴痘的人感染的密切接触者可能会比新冠少得多。此外，猴痘是由相对较大的DNA病毒引起的，比 RNA 病毒更擅长检测和修复突变，这意味着猴痘病毒不太可能突然突变成一种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从而导致全球大流行的病毒。[3]

“因为猴痘是天花的亲戚，天花在历史上是有过很大危害的，所以人们才对猴痘产生了过分恐慌”，金冬雁认为，不必过分担忧猴痘进入中国，天花疫苗对猴痘的预防率可以达到85%，而国内1980年前出生的人都接种过天花疫苗，一次接种则终身免疫。

他强调，对传染病严重性的判定要“恰如其分”。如果世卫组织因新闻的造势而将猴痘定为PHIEC，那会挤兑其他传染病的关注资源——这是值得警惕的一点。

二、纵向：从历史进程来看，

我们有多少斗争经验

猴痘对人类而言，并非“陌生面孔”。人类与猴痘斗争的历史已逾半个世纪。

1970年，刚果民主共和国一名9个月的男婴被确诊为第一例人类感染病例，随后病毒在非洲多国蔓延。2003年，于美国六个州爆发猴痘疫情，这是人猴痘病例首次出现在非洲以外的国家。

多年来，猴痘病毒持续地流行于非洲国家。世卫组织因中非共和国的猴痘疫情，于2016年10月第一次发布了猴痘相关的传染病报告。2018年至2021年，以色列、英国、新加坡也陆续出现过数名感染者，都与来自尼日利亚的旅客有关。

与近些年来的零星报告不同，本轮猴痘疫情来势汹汹：在短短一个月内，已经波及非洲以外的30多个国家，确诊病例也远超了1970年以来非洲以外国家确诊病例的总和。

相较猴痘，天花来得更为熟悉。猴痘病毒（MPXV）归类于痘病毒科正痘病毒属，是对人类致病的4种正痘病毒属之一，另外3种是天花病毒、痘苗病毒和牛痘病毒[4]。天花在20世纪初成为一种常见的传染病，直至1980年，人类才通过大规模的疫苗接种正式消灭了天花。

人类与天花斗争的经验，也被移植到猴痘病毒的应对中。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疫苗。

与天花的斗争为人类带来了相对有效的预防猴痘的疫苗：因为猴痘病毒与天花病毒的基因存在90%以上的同源性，接种天花疫苗预防猴痘的有效率可达85%。当然，面对如今病毒可能存在的突变，该数据也可能随之波动。

也有学者认为，天花的根除，也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猴痘的爆发——全世界消灭天花后，各国常规停止了对儿童接种天花疫苗。因此世界各地40~50岁以下的人群因未接种过天花疫苗，对猴痘病毒也缺乏抵抗力。在我国，80年代之后出生的新生儿也不再强制注射天花疫苗。

可以说，两种“师出同门”的病毒在防疫空隙杀了个“回马枪”。

所幸的是，从目前的数据来看，猴痘病毒较天花“杀伤力”更低。

首先，其传播率相对天花更低。据世卫组织的数据，天花的基本传染数，即R0在4左右，而猴痘仅为0.8。这意味着，在没有外力介入、所有人对该病毒尚无免疫力的情况下，一位感染天花病毒的病人平均会感染4个人，而猴痘患者仅会感染0.8个。从临床表现来看，猴痘与天花“相似但较轻”，主要区别是猴痘患者会出现淋巴结病变，而天花患者则不会[5]。

在未接种疫苗的患者中，猴痘的二次感染率（9.3%）也比天花低得多（37%-88%）[6]。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