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上一轮基建投资计划不同，本轮1.8万亿美元财政支出计划主要是侧重在儿童和家庭补助（4950亿美元），教育（5060亿美元）和低收入人群税收减免（8550亿美元）。相应的，计划提高最高档个人所得税（37%至39.6%）以及资本利得税（100万美元收入以上人群，20%到39.6%）。由于居民部门是美股重要持有者，因此资本利得税加征可能会对投资行为带来影响（截止4Q20，居民和非金融机构持股占比38.3%）。

不过，由于加税遭到共和党甚至部分温和民主党人反对，因此只能在新财年（10月）用预算调节程序才有可能通过。时点上，8月初债务上限、9月底新财年拨款、9月初失业补贴到期都值得关注。如果基建投资有积极进展，可能成为利率再度上行的催化剂，类似于2月初，反之亦然。

资本利得税（capital gain tax）对已兑现资本利得征税，分短期（按所得税征收）和长期（0%、15%和20%三档），同时还有对继承人的成本提高（step-up in basis）优惠。此次提议变化是，1）对收入100万美元以上人群，资本利得税统一由20%提至39.6%，是1920s以来新高（当时高达77%），如果叠加州税和净投资税，部分州最终可能高达56.7%（如加州）；2）取消成本提高优惠；3）将附带权益（carried interest）适用税率由资本利得税率（20%）改为个人所得税率（最高档提升至39.6%）。

一直以来，资本利得税都不是美国主要税种且历年波动很大。根据IRA最新数据，2014年规模1391.3亿美元，占比3.7%，且每年波动很大，远低于个人所得税（2019年数据，1.72万亿美元，占比49.6%）。同时，从历史上看，资本利得税长期都低于个人所得税，仅在1988~1990年间短暂持平，2018年至今差距达17%（20% vs. 37%），这在一定程度上利好资产持有者，但对风险偏好、增长影响并无定论。

根据FINRA报告，美国大约32%人群拥有非退休账户外的普通经纪账户（其中约24%为股票账户），因此会受资本利得税影响。但由于此次上调税率门槛高（100万美元以上），故实际受影响人群只占0.3%。不过，由于财富分布不均，极少人持长期资本利得却占60%（5800亿美元），因此CFRB测算提高税率可以每年贡献400亿美元财政收入。这一变化，有可能会促使部分高收入人群将更多投资放入不受资本利得税影响的IRA账户，但这一部分每年有缴纳上限，因此实际抵消效果杯水车薪。

此外，对于基金投资收益的carried interest将20%的资本利得税率改为接近翻番的个人所得税（39.6%），也可能会改变基金的生态和报酬方式，一定程度上受益低费率被动产品，但不利于低回报主动管理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