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提纲：
双循环内外共振，改革与开放先行

鼓励性生育政策或将推出，多层次养老体系建设加速

城镇化突出城市群作用，土地盘活释放要素潜力

金融体系改革地位提升，资本市场改革或为亮点

产业政策向市场化转型，1+3领域需要重点关注

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军队建设或迎来补偿式发展

报告摘要：
1、开拓外需与扩大内需共振，本轮扩大内需战略或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抓手

中美摩擦与疫情背景下出口有较大的下行风险，对冲方式包括开拓外需与扩大内需两大方面:

开拓外需:一方面需通过出口转内销与多元化出口来缓解货物贸易顺差的下降，另一方面需通过改革提高服务业供给进而缩减服务贸易逆差。

扩大内需:短期可通过投资与消费的需求侧政策如专项债、消费券等托底经济，但长期看需通过改革带动消费增长，收入分配机制改革或为未来5-10年的工作重点。

“十四五规划”或将重点阐述扩大内需战略，考虑到宏观杠杆率的风险，供给侧方面的改革或为本轮扩大内需的重点:

扩大内需战略并非首次提出，1998-2002年的第一轮扩大内需中，国家进行了包括机构改革、加入WTO等多项改革开放 政策，经济成功企稳;2008-2012年的第二轮扩大内需以基建地产为抓手，经济虽然企稳但宏观杠杆率也快速上升。

本轮扩大内需的初期，宏观杠杆率快速上升类似2008年。为防范风险，参考1998年经验，供给侧的改革开放或为重点。

2、鼓励性生育政策或将推出，多层次养老体系建设加速

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年龄结构问题，改善的关键在于增加生育：

中国大陆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在2010年达到峰值73.3%，此后持续下滑，预计将在2025回落至68.3%。

2019年出生人口1465万人，生育率约为1.52。但2019年出生人口中二孩数量比一孩已经达到了1.41，中国台湾该比例的 长期均值约为0.72。参考中国台湾数据，我们修正了二孩放开的堆积效应，发现中国大陆长期的生育率已降至1.1左右， 仅略高于韩国的1.05，远低于日本的1.43。

生育限制全面放开或已近在眼前：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时间点为2020年11月1日，普查结果预计在明年初发布，或将成为未来人口政策制订的重要依据。

只是放开限制性生育政策效果并不理想，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印度都曾经历过实施生育限制再到放开的过程。除了放 开限制后立即转为鼓励生育的新加坡，其他国家生育率并未随着政策放开出现明显回升

应对老龄化，在保障老龄人口收入的同时还应提供相应的养老服务：

2019年我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数量达到1.76亿人，老龄化率约为12.6%。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5年老龄人口数量将达到2.05亿人，老龄化率超过14.0%，正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通过国资划转社保和养老金入市缓解第一支柱的支付压力，同时加快发展第二、第三支柱。

健全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充分发展、医养有机结合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扩大适老产品和服务供给。

3、城镇化突出城市群作用，土地盘活释放要素潜力

“十三五”规划中，“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论述中国城镇化思路，预计部分政策方向将继续贯彻:

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常住人口市民化激励机制。

提高城市治理能力，加大“城市病”防治力度，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坚持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完善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构建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的住房供应体系。

推动城乡协调发展，一方面坚持深化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另一方面继续提升县域经济支撑能力 。

“十四五”规划预计将在均衡与发展中重新取舍：

城镇化率已超过60%，结构性的城镇化特征突出。预计将更加强调城市群、都市圈战略，避免大中小城市均衡发展的 平均用力。基于“三个一亿人”目标的“新生中小城市”、“特色小城镇”等或将不再是政策重点。

核心城市群预计将成为投资发展重要抓手。除十三五提及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外，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以及成 渝双城经济圈预计均将有所部署，共同构成驱动中国发展的“组合发动机”。

考虑到边疆安全、产业链完整、开放与贸易调整等因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将获更多政策倾斜，助力区域协调发展。

要素改革方面，除户籍改革持续推进外，预计土地要素盘活将成为城乡协同发展的重要看点，农地改革等有望加速。

4、金融体系改革地位提升，资本市场改革或为亮点

在金融领域，“十三五”规划着墨相对有限，主要强调丰富金融机构体系、健全金融市场体系、改革金融监管框架：

丰富金融机构体系:商业性与政策性金融协调;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机构体系;重视普惠金融。

健全金融市场体系: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占比;健全利率、汇率市场决定机制;丰富金融工具。

改革金融监管框架:加强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完善中央与地方金融管理体制。

内外压力之下，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性日益突显：

内部来看，“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在未来仍需提升。

外部来看，金融开放背景下，必须打造富有竞争力的国内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机构，以应对冲击和挑战。

2019年2月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首提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未来金融领域工作的总纲领。

金融体系对促进双循环格局形成具有独特作用， 预计金融改革在“十四五”规划中的地位将明显提升：

双循环格局下，需解决产业链和需求“两头在外”的状况，保障经济安全。

在产业链上，金融的支持手段更为市场化，可为突破“卡脖子”环节提供融资支持。

在需求上，成熟的金融体系有助于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发挥好财富效应。

5、产业政策向市场化转型，1+3领域需要重点关注

2020年5月公布的《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推动产业政策向普惠化和功能 性转型，加强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协同：

普惠化:与选择性产业政策相对，指支持对象的选择标准更加公开公平，凡是符合标准的企业即可获得支持;

功能性:指通过加强各种基础设施建设，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提高社会效率；

竞争性: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破除垄断。

普惠化转型不代表支持方向完全没有针对性，对于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卡脖子”技术，需要建立新型举国体制：

2020年5月，《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使国家科研资源进一步聚焦重点领域、重点项目、重点单位。

2020年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指出，“抓紧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科技创新和技术攻关”。

2019年10月，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

国家资源或将集中至核心零部件(元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等“卡脖子”领域。

（报告观点属于原作者，仅供参考。作者：中信证券，杨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