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身处何地，我们都会幻想彼岸的美好生活。而当下则不得不面对着一望无际的江面，思索着如何渡过。无论选择船、飞机亦或者那些未尝知晓的方式，我们必然要面临着痛苦与成长，但我们终将会启航。

——题记

一、 教育的基本矛盾

教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之一，关乎家庭、社会、国家，乃至人类的发展，真正意义上的“人”所饱含的热枕、力量与知识是在与时空对话，而不应该被宗族、民族、地域或者国家这些“人造”概念所束缚。这是人类教育的理想状态，即每一个受过教育后的成年个体能够像我们古老的祖先那样自由地在大地上穿行，而现如今的我们将要面对着的则可以是宇宙苍穹。

这一理想的光辉照耀着我们前进的方向，好让我们在虚空之中开辟天地。但当下我们不得不面对着的现实问题是在有限的资源下，差异的禀赋与护犊子的本能之间矛盾，这三个因子影响着我们处理现实教育问题的方式。

人类禀赋差异意味着并非所有人能够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因此基于平等的原则，在保障大多数人生活前提下，应当让那些个存在“自由”可能性的人享有一定的优先发展权。在当今社会中，人类普遍能够接受的优先发展权的分配方式是自然产生，这部分权力的拥有者被称之为自然领袖。一般来说，自然领袖应当拥有超过常人的意志、精力、智力以及统御力，甚至于半只脚跨入神秘主义中所带来的领袖魅力与圣人之境。但现代社会中禀赋的差异之大，在任何前沿领域中，生理结构一样的人可以被视为两个物种，简单来说我一辈子都可能搞不懂一些个还没成年的小朋友信手拈来的数学题目。那么在没有外力干扰的情况下，我如何判断他是正确的，他应当享受优于我的发展权呢。因此自然领袖的诞生必然会面临着种种命定式的磨练与斗争，最后幸存下来的寥寥无几，同时个体与社会面临着巨大的风险，最最显而易见的就是希特勒的诞生。

因此为了减少不必要的内耗，在有限资源的客观条件下，人类社会需要权力结构作为必要补充来保证社会运作的稳定性，即通过权力运作来消除自然领袖的损耗率以及异变率以降低社会风险，因此集权是一种必然选择。在蒙昧时期，权力的来源是极其单一的，直指最强大的武力工具，而后又衍生出了政治工具。进入近现代社会，我们有产生了资本权力以及知识权力。集权的过程常见有两种，民主式与继承式。但弊端又逐步显现，即权力过度保障社会稳定，自身发生了异化后扭曲了自然领袖的诞生，这源于人类护犊子的本能。

每一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落于人后，但事实并非如童话故事般，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甚至于有可能因为教育不当，使得那些处于优势地位的第二代群体面对着比普通孩子更多的诱惑与压力，一旦人格失调，崩溃也异乎寻常。同时，位高权重者往往利益网络盘根错节，树敌难免，因此保障子女处于优势地位就显得尤为重要。而那些自然领袖则自然而然成为他们的重点关注对象，拉拢或打压往往就在一念之间。最后那些个普通人，通识教育最大的利益关联群体——社会的基石，跟随自然领袖与人造领袖的分分合合寻找自己人生的价值，以及学习着如何教育。

哪方在社会中取得优势地位必然会去干预教育，使其成为自己宣扬自己理念，为自己服务的工具。但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双方力量的失衡都将会产生巨大的社会问题，优质的教育应当平衡好两者之间的关系，而非顾此失彼。

二、 中国教育问题

教育作为权力的工具必然延续着权力自身的逻辑，中国式的权力是强调稳定与集中，在实际落实过程中亦极度重视所谓的“培养”，而略忽视了禀赋差异诞生的自然领袖。即便是90后一代也可以常常听到，“我不用你，你再大的本事也是个屁”，“领导都是培养出来的”，那何况那些个曾经生活在计划经济当中的老一辈呢？

同样的，我们在义务教育中所见种种非自然的现象也都是上述思想的延续。家长普遍认为，只要我投入足够多金钱和精力，我的子女也应当能够成为他们心目当中想要成为的人。因此无视子女的天性与兴趣，甚至是子女的身心健康，一切皆可培养成为教育的常态。

虽然我希望有一天，中国的下一代可以自然成长，但现在这一天还远没有到来。因为我们很明显地可以发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尚未达到能够解释一切个人与社会问题的高度，无法形成如同《圣经》与《古兰经》那般的坚定信仰。同时也还没能成为世界最强的国家，能够承担起金额难以估量的试错成本。反而那些个先发国家却在虎视眈眈地看着我们，期待有一天我们内部先行瓦解。此外还造成了大量的社会问题，用工荒、大学生就业、学术心理问题、家庭不和等等，无一不在控诉教育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