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

近期，政府和央行推出了大量经济措施，支持经济的动作明显加快。但是大家对这套政策组合拳的效果，一些人对此充满信心，许多人却依然悲观，近几个月的市场反应也相当疲软。

二、认房不认贷

“认房”和“认贷”是银行审批房贷时用来评定购房者是首套还是二套房的标准。

以往“认房又认贷”是指只要你有贷款记录，不论是否还清，再买房时都会被认为是二套房。

现在的“认房不认贷”是指只要你在当地无房，无论是否有贷款记录，都视为首套房。

对于“认房不认贷”的效果，市场人士观点不一。

第一，刘晓春院长认为，“认房不认贷”是一种“解开束缚”的政策，而不是刺激政策。

在以前，中央为了控制供需，制定了很多管制政策。这次“认房不认贷”按照房价从低到高的顺序逐步解放，意味着我们正逐渐放松管制。

但是，"房住不炒"的原则是不变的，还是要稳定房地产市场，而不是恢复到炒房模式。

第二，刘院长认为通过刺激房地产来发展经济的模式是不可取的。

在过去，利用房地产发展经济，当房地产过热时打压它，发现增长困难后刺激它，导致房价泡沫扩大——这种发展模式是无法长久的。

现在，面对经济相对下行，正常的购房者也在观望，这对房地产市场的稳定确实构成了问题。

解决问题的关键有两个。

一方面，要释放市场的正常需求。我们确实需要逐步解开前些年的束缚政策，让市场更多地决定房价走向，但并不代表还要像以前那样刺激房地产，而应该释放真实需求。

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考虑如何在当前“紧运行”的环境下保持房地产企业的流动性稳定。如果房地产企业的流动性相对稳定，同时又不像以前那样无限制的扩张，那么需求释放出来，市场就会慢慢正常起来。

三、宏观经济该如何调控？

以往的刺激都是直接放水，并且一上来就把数字告诉大家。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沟通方法不一样了，政策密度也变大了。

看得出来，现在的政策组合经过了深思熟虑，但效果不如以前那样立竿见影。那么，宏观经济到底该如何调控才好？什么程度的调控才是合适的？

刘院长认为，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并没有“最优”或“永恒正确”的策略。相反，我们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境制定相应的策略，这些策略可能只在特定阶段有效，超过这一阶段可能就需要调整。

其次，对于经济学家来说，他们往往局限于经济学的一般原理来看问题。

再者，我注意到很多人都提出自己的观点，但我们首先要深入考虑他们的立场和利益——他们可能并没有从一个公正的宏观角度来考虑问题。

因此，宏观调控并不是简单的“化学反应”，只要加入某种元素就能得出预期的结果。我们不能只依赖经济学原理，而需要考虑到国际环境的影响，以及可能产生的副作用。

最后，我觉得我们正处在一个百年未遇的大变局中，不仅我们国家的发展模式需要转变，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也在转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需要改变政策规律。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可能是，底层的逻辑在改变，不能仅仅依赖原有的逻辑来应对新的经济环境。

四、关于央行、政府职能

刘院长认为，每个国家的央行职能因为体制、背景、货币机制的不同而不同，不存在哪个央行的职能“多”和哪个少的问题。

央行的职能取决于该国或该经济体本身的机制体制，没有什么统一的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央行承担这么多职能就是对的。

刘院长认为，宏观调控、产业政策和金融监管之间的职能应该分开，不应混为一谈，监管不应混入宏观调控中。

每个央行应根据自己国家的特点来确定央行的职能，而不是变成一个万金油，什么都要干。

张五常之所以这么重视央行调控利率的问题，是因为他的理论强调“交易费用”。

他认为，经济的所有运作都是围绕着如何降低交易费用来进行的。而在市场上，利率就是核心——资金的价格决定了其他所有商品的价格。

这就是为什么他不断强调“租金回报率”，因为租金回报率需要与利率相匹配。然而，自从政府意识到，如果能影响利率，就可以影响市场资源配置的走势。

那么，央行当然会这么样。但是，一旦央行开始调控，就会出现问题。

本来，利率是市场的“无形之手”，是“隐性”的，看不见的；而一旦有了央行，利率就变成了“显性”的东西——只要央行采取行动，市场利率就会变化，进而影响其他领域。

因此，现在市场已经将央行视为一个障碍——这确实很危险。但是，一旦央行或政府已经承担了经济调控的功能，一旦找到了可以控制市场的方法，你让它们放弃这个方法，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现在，不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大家都在等待央行的决策。

尽管很多人还在讨论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但实际上，现在的世界已经很少有真正的“看不见的手”。全世界都在关注美联储的动向。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

当我们的经济发展和经济机制发展到了这个程度，突然发现，本来由经济学来揭示的经济规律，一旦被人掌握，就发生了异化，并且，这种“异化”是无法避免的。

我们可能需要对宏观经济调控理论进行一些调整和修改。

关于政府职能问题，刘院长认为，政府的作用应该是在市场中发挥作用。历史上并不存在绝对的自由市场，所有关于自由市场的推论都是在一个封闭体系内的推论，我们需要考虑到一个地方和周围、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关系。

再者，政府应该更多利用合适手段来“引导”市场，而不是“替代”市场。

五、政府如何引导市场

极端主张通常并不理想，无论是“全面自由化”还是“严格管制”，都有其不利之处。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将时间线拉长，市场总是能自己平衡过来。

如果考量稍微短一点的时间线，或者一个更悠闲的市场范围。为了解决当下的现实问题，为了国家利益，政府肯定会进行调控，不可能等100年。

所以，如果“完全替代市场”或者“完全自由化”都不太行，那就采取折中的方案——“引导”。

那么，政府应该如何引导市场呢？

刘院长引用了格林斯潘的回忆录，回忆录中引述过弗里德曼的观点。

弗里德曼认为，尽管公司的行为可能导致环境问题，但股东可以用他们的分红去治理环境污染。但是格林斯潘觉得不靠谱：为什么要先制造污染，然后再花钱控制污染呢？这不合理。

但是，经济发展肯定会制造一定程度的污染，不能简单地停止发展。正因为我们有了发展，技术水平提升了，才有实力改变原有的发展模式。

那么，如何改变呢？政府可以通过税收的方式对污染进行控制，比如对污染多的企业征收更多的税，这样污染的企业的成本就会提高。

而环保的企业，尽管其生产成本可能比污染企业高，但由于政府的政策支持、补贴，其成本可能会比污染企业低，使其在市场上更有竞争力。

这样，资本就可以自由选择是否采用环保的生产方式，这是一个市场自行选择和淘汰的过程。

如果我们都这样做，那么“调控”可能会更有效，副作用可能会更小——不管是污染还是房地产。

政府的调控，应尽可能地利用市场机制，而不是取代市场，这样的方式副作用会较小。

此外，我们需要明白一点：政府过度使用明显的控制手段进行市场调控时，市场会将政府视为对手。这会使得政府在调控市场时的压力更大，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

六、张五常的教学理念

所有理论都会被打脸，时间早晚而已——因为任何理论都只适用于当时的世界。所以，学生们该学的是“挑错”，不要只看到“正确”的地方，而是要找哪里出了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