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可略过，直接看白话）：

初，秦时祝官有袐祝，即有灾祥，辄移过于下。夏，诏曰：“盖闻天道，祸自怨起而福繇德兴，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袐祝之官移过于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弗取。其除之！”

白话：

当初，秦朝的祝官中有秘祝，一旦出现了灾异，就把造成过失的责任从皇帝身上移到臣子身上。夏季，文帝下诏书说：“朕听说天之道，祸从怨而起，福由德而兴，百官的过失，都应该由朕一人负责。现在秘祝官员把过失的责任推给臣下，是显扬了朕的失德，朕很不赞成。应予废除！”

先说：秘祝。

古代专门管祭祀祝祷的官，叫祝官，秘祝是其中一种，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正义》里说：谓有灾祥辄令祝官祠祭，移其咎恶於众官及百姓也。

简言之：出灾异了，皇帝就让秘祝跟鬼神“沟通”一下，把错赖给别人，俗称甩锅。跟“君权神授”如出一辙，都是拿老天爷说事。

现在人都知道这是糊弄百姓，维护皇帝权威用的，但，这东西偏偏有用，当时人们就信这个。皇帝也不过是给百姓们提供了他们愿意相信的东西，顺带着巩固自己绝不会错的形象。

这是很有必要的事，首先皇帝是先为自身利益考虑，掌舵需要权威，搞鬼神这一套有效，且统治成本最低，同时，身处灾异中的百姓也需要一个标的，来倾泻他们的情绪。

其实，明眼人心里都明白，乱七八糟的天灾异象，跟皇帝有什么关系？跟大臣和百姓有什么关系？皇帝必然最明白，要不然不敢搞秘祝甩锅。

而祭祀祝祷又有什么效果？这都是做给活人看的，名义上是跟神灵沟通，其本质还是喂给活人吃的安慰剂。

但，日子过得不舒坦的百姓，需要一个人来背锅，需要朝一个具体的对象发泄不满，最好的发泄对象就是皇帝，毕竟他们不会怪自己，他们也缺乏一定的思考，他们，需要有人来告诉他们，谁该对他们的处境负责。这就是人性。

于是，面对灾异，在皇权和民意的冲突下，秘祝应运而生。除了背锅侠，其他人都高兴。

但问题是：汉文帝为什么要把这个金手指废除？

说他完全脱离了“低级趣味”，从此不相信封建迷信，这无从定论。

但说他要想破除封建迷信，这可能性也不大。因为老刘家能做皇帝，最初搞的就是神鬼那一套，“白帝赤帝”、“五彩祥云”，忽悠得百姓们都信了，刘邦成了理所当然的皇帝，这是观念和道义的力量，就是所谓的“君权神授”。

为什么明明是靠实力打下江山来的刘邦，硬把自己说成赤帝子？为什么对儒生十分不屑的刘邦，在听了陆贾“马上得天下，安能马上治之？”这话后，变得非常恭敬？

因为君权神授这东西，在当时，最能在百姓心中树立起皇帝之不可挑战的权威，以此在最大程度上杜绝潜在威胁。较之于武力统治，这种观念力量的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统治也最牢固。

而且，秘祝又属于暗箱操作，只要皇帝不说，大众不会知道，这意味着其最终解释权掌握在皇帝手里。只要握紧这柄利剑，皇权就会尽可能牢固，毕竟没有人敢反对神灵。

按这个逻辑看，文帝实在没理由也没必要自己破自己。

但，他仍要废除秘祝，其根本原因只能是：这么做对他自己的好处更大。

之前说过，君王最核心的利益，是自身权力的稳固。

文帝作为一个弱藩入主的皇帝，他合法性的来源：一是高帝儿子的血统，二是贤德的名望。为了权力稳固，他是有动力不断强化贤德之名，增加合法性，来巩固群众基础的。

所以，他取消秘祝的理由也不离“德”这个主题。通过此事，进一步彰显他的贤德。

其次，文帝当皇帝需要合法性，而他治天下则需要支持者，不然这么大江山，他一个人管不过来，底下没人听他的，就是个空壳司令。

那文帝可以依靠谁来驾驶这部政治机器呢？答案绝不是巫祝祭司之类的人，而是儒生。首先因为二者人数不同，巫祝寥寥，而儒生济济。

所以刘邦后来对陆贾非常恭敬，是因为夺天下靠武力，但治天下要靠儒生，他们人数众多，且能传播意识形态，能广泛地影响人心和观念，把忠君的意识形态扎进每个人心灵深处。这是什么？这就是宣传的力量。

时移世易，文帝面对的天下不再是乱世，而是需要稳定的治世，作为君王，他需要儒生团体协助他治国，他要拉拢儒生做宣传机器。

那么，要拉拢儒生，除了给他们名利、官爵之外，还要什么？

还要与他们建立意识形态上的认同，那就是“德”。儒家的“德治”是最合适的统治工具，既适合文帝的形象，又能获得儒生的认可和支持，最重要的是，用道德观念统治民众，最稳定，成本低。

但其实，说点大逆不道的，上述的“德”与祭祀祝祷、秘祝本质上没什么两样，都是统治的工具，只不过前者标准化、公开化了。二者都跟筐一样，啥都能往里装，文帝只是打破了旧筐，又端上来个新的筐。

可就这么一来一去，不仅拉拢了儒生团体，更给他们卖了个面子，不用再担心皇帝暗戳戳甩锅。

此外，文帝取消秘祝，还能在百姓中刷一波好感度，因为这件事情只要皇帝本人不说，其他人也不会知道，但他还是说出来了，这就在民众心中建立起了一个坦诚、负责的君主形象。这最能博好感。

就好比某件事，某个人并没有义务去做，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去做了，这最能让人感动。比如：某司机开自家卡车千里驰援，某明星亲上一线救灾等等。民众最容易对这类事情绪高涨，因为这突破了惯常认知。唯一的区别就是：有些人是出自真心，而文帝有其政治目的。

而且，文帝取消秘祝本身并没有额外的成本，就动动嘴皮，免个环节，但给百姓的信号是：这是一位有德之君，这在当时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希望啊，百姓们有奔头了，头上有青天了。

对待百姓，要想获得他们坚定的支持和追随，给他们希望，要比直接给他们钱来得有用，毕竟钱会花完，但希望不灭。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活不下去，因为看不到希望；为什么陷入传销的人会执迷不悟，因为还抱有希望。（品一品特朗普为什么能上台）

同样，要想在百姓心中建立起长期正面的贤德形象，给他们宣传，比直接给他们实际利益要来的有用。

要靠实际利益来打动民众，这只能在短期内有效，就像汉文帝每次有大动作之前，都要大赦天下，但如果要搞长期主义，那光靠利益是不行的，因为人是欲壑难填，这只能靠观念，因为这些生根在脑子里，生根在心里的东西，才是最有力量的，最顽固的。人，永远是其观念的追随者。

总的来说，文帝抛弃了一柄名为“秘祝”的统治利器，但其获得了更大的政治利益。

历史上的汉文帝，其实是一位被低估的皇帝，李商隐在诗中嘲讽他是“不问苍生问鬼神”的昏君。

这真是书生之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