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量约2.3万亿美元，直接投资相关规模1.57万亿美元。根据拜登的方案细节，未来8年将累计支出约2.3万亿美元，每年约占到GDP的1%，这其中与传统基建投资直接相关的交通运输（6200亿美元）、制造业（2980亿美元）、房屋与学校建造（3410亿美元）、公用事业（3110亿美元）几项合计规模1.57亿美元，占比70%；余下还有就业研究（2800亿美元）、社区关怀（3110亿美元）等两项与传统基建投资不那么相关的支出。

年均增量相当于当前政府固定投资的~30%，年均增速由~5%提升至10%。当前，联邦和地方政府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约为6200亿美元左右（2020年四季度最新年化水平），如果将上述1.57亿万亿美元与投资更直接的基建支出计划按照8年的时间维度平均分摊，那么折合每年1960亿美元左右的支出增量相当于当前内生增长路径下每年增加25~30%。若按照年化复合增速（CAGR）计算，政府投资支出将从2014年之后平均每年5%的增速提升至~10%。因此，不难看出，单纯相比此前政府基建支出投资而言，增量规模并不算少。

细分来看，电动车、桥梁公路、经济适用房、高速宽带、电网改造、学校建造、公共交通、列车是此次支出计划的主要方向，对应总投资规模9670亿美元，占比38.3%；其中经济适用房（2130万亿）、电动车（1740万亿）和桥梁公路（1150万亿）占比最高，分别为9.5%、7.7%和5.1%。

规模比预期小，释放节奏较慢，整体弱于直接财政补贴。此次推出的约2.3万亿美元总支出规模从总量上小于此前市场普遍预期的3~4万亿美元，而且是分摊8年完成，因此从支出效应发挥的时间上要明显弱于疫情以来几轮直接一次性财政转移支付和相应的失业补贴。从作用方向和传导效果看，给居民的直接财政转移支付集中在消费端、且效果立竿见影，而基建投资更多作用在投资端但效果的释放取决于项目进展。

与基建相对应的是拜登的加税计划，这也与民主党和拜登竞选时一直以来的诉求契合。此次公布的加税计划主要集中在企业部门，即企业所得税从当前的21%提高至28%，海外收入（非汇回美国本土情况下）税率从10.5%翻番至21%，部分逆转了2017年特朗普税的措施（当时从35%降至21%）。而此前报道的富人税和资本利得税暂未提及。

2017年的税改，是推动2018年美股企业盈利大幅增长和海外资金大举回流的关键（《美国税改：板块与风格，谁将受益、谁会受损？》、《美国海外资金回流去向了哪里？》《（科技股）海外利润收税与资金回流的影响有多大？》），那么反之也不难理解，此次加税如果实施，也难免会对盈利造成一定负面压制。

从总量上看，企业所得税并非美国的主要税种，2018年税改之前的5年平均税收收入3500亿美元，占总的财政收入10%，2018年税改之后这一比例降至7%，总规模2700亿美元左右。如果按照2万亿美元税收15年维度平摊的话，年均1333亿美元的增量相当于2020年企业所得税规模的50%。

我们以标普500指数为分析对象，参照过去2018年税改以来的整体有效税率（2018~2019年中位数12.6%）和市场对2021年盈利预测，并分别计算国内部分收入（适用28%税率）和海外部分收入（占比~30%，适用21%的税率），那么将使得2021年净利润减少7.8%（1170亿美元），增速从31.7%降至21.4%。板块上，原材料、汽车与零部件、耐用品与服装和资本品的净利润增速拖累最大，而软件与服务、媒体娱乐、科技硬件和多元金融的净利润减少规模最多。

由于共和党大概率对加税持强烈的反对态度、甚至在部分民主党议员也可能存在分歧，因此如果要想让当前的基建+税改方案大概率按照当前原貌通过的话，必须要动用预算调节程序（budget reconciliation），而这一程序最早也要到10月新一财年之后，更不用说通过之后项目的实际进展也会影响实际资金应用效果和进度。

因此，考虑到目前生效时间距当前较远、过程可能存在不确定性、而且加税将带来直接的盈利损失等多重因素，因此我们预期市场短期内对这一正一反的两个政策的反应可能较为中性，直到方向和细节更为明确。不过，一些重点基建支持行业（如电动车产业链、房地产投资、电网、宽带、路桥等）或者加税受损板块（如原材料、汽车、耐用品与服装、资本品等）可能会提前反应相应预期。另外从美国基建对大宗商品的弹性看，有色要大于黑色。

对于中国而言，2020年中国对美国的“基建相关出口”约为2950亿美元，占中国对美国总出口的63%。如果美国加大基建投资且都能够兑现的话，意味着从中国进口的基建相关商品可能会有所受益。从进口规模来看，化学工业品，机械设备，塑料及橡胶产品、矿物品（如水泥和玻璃）、金属产品和运输设备占比较高。其中，中国对美国出口额占出口总规模比例最大的是机械设备行业，为44%左右，而其余5个行业对占对美国出口总额的15.5%，影响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