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1年3月23日

一、中美高层会议后双方后续动作信号

(一)   中美高层会议影响力初评

中美高层会议前，市场普遍预期不高，因为双方存在显而易见的利益分歧，无论是在内政方式还是作为“模范国家”对其他小国的示范效应上都存在着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但在美方国务卿以及亚太事务官上任初期所释放的外交政策方向上都留有一丝余地，即双方可能在碳中和、防核武器扩散（伊朗、朝鲜）、恐怖主义以及跨国犯罪（贩毒、人口贩卖与洗钱）等全球治理议题，以及疫情后经济重建工作上开展理性务实合作，这也就意味双方高层会晤后至少在一些利益重合点给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注入一定的稳定积极的预期。但就会议过程以及会后的种种外交动作上来看，即便是在利益重合点上也没达到最低的预期，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信号。

一般来说，会议开场白往往是与会双方向彼此简要陈述会议的大背景，主要议题以及与议题关联度比较大的影响因素，并在过程中通过修辞来表达一定的态度倾向。而本次会议的开场白中，杨洁篪作为客方的演讲时长远远超过美方国务卿，用较长的篇幅陈述与本次会议主要议题关联性较低的中国近40年以来的发展成果，又明确指出美方是“美方所宣扬的民主是世界动荡的源头”。这些话显然不是说给美方高层听的，因为作为阅历、知识和智力都超过一般水准的高层人士而言，对既定现实的过度陈述无异在否定对方的情报能力和智力水平，这也是美国国务卿在回应杨洁篪发言所说的“尽管我上任时间不长，但是我在世界范围内与超过100个国家相关的人员有过交流”的用意。所以这个非同寻常的开场白是讲给世界上所有人听的，与其说是开场白，更像是一个宣言，向世界人民传达中国模式是正确的，中国模式能够为世界带来和平与发展，而这成为面向西方在现代社会治理体系中地位的一次宣战。

因此，无论双方在后两节会议中谈了什么问题，又达成什么协议，这些都不重要了，可以这样评价，在特朗普时期，北京尚有忍让并期以换届选举后的新关系。而现在双方已经宣战，大国博弈正式开始，可以暂时放弃任何或忍让或妥协或合作的幻想了。

(二)   会后双方动作

中方淡化合作信号。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将与在美国担任同一职务的约翰·克里共同出席周二（3月23日）举行的线上气候行动部长级会议。该新闻未被中国各大媒体广泛报道。

美方财政部22日宣称就新疆人权问题对中方两名官员实施制裁。此外，加拿大和英国也对中方实施了制裁。新疆、香港、台湾等地区问题本就是本次会议的重要议题，若本次会议达成初步协议，这类制裁压根不可能发生。

中方外交部22日对欧方严重损害中方主权和利益、恶意传播谎言和虚假信息的10名人员和4个实体实施制裁。外交部副部长秦刚召见欧盟驻华代表团团长郁白，代表中国政府就几小时前欧盟外长会借口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作出单边对华制裁决定，向欧方提出严正抗议和强烈谴责，并通报中方有关反制措施。

欧盟议会23日不满中国制裁，暂停审议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此前，中欧双方领导人都对该协定给予高度肯定。2020年12月30日晚，领导人在北京同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视频会晤，中欧领导人共同宣布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2021年3月19日，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合作论坛在北京举行。

中俄双方23日联合签署当前全球治理若干问题的联合声明，声明中明确提出各国应以此为出发点，根据本国国情，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环境领域保护和践行人权，而不是借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和搞双重标准。民主模式不存在统一的标准。应尊重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正当权利。以“推进民主”为借口干涉主权国家内政不可接受。这非常明确地在反对西方在全球治理中的领导模式。

二、中美外交博弈第一站缅甸

    从中美高层会议中的发言以及会后动作，已经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中俄与欧美划分了两个阵营。但就目前的局势来看，博弈的层面仍旧停留在双边关系上。而决定胜负的关键就是争取在中俄与欧美之间摇摆的中间力量，这些力量又可以按照地区及文化特征划分为四个，中东、东南亚、拉美以及非洲。中东方面，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将于3月24日至30日访问沙特、土耳其、伊朗、阿联酋、巴林和阿曼，由于这些国家内政环境尚且稳定，目前除伊朗外主要的问题就是疫情后经济重建问题，局势利害相对明确，同时作为伊斯兰文明长期遭受西方文明打压导致有怒不敢言，因此中方有望将这些国家的天平稍稍向中方倾斜。

而当前缅甸则是外交工作的重点，缅甸的发展局势某种意义上确定的中西力量在第三方国家的变化。按照中方的治理模式指导下，缅甸内部问题应当由缅甸人民自行处理，一切的处理方案的落脚点将是以本国长期的和平与发展作为基本价值判断依据，简而言之就是倡导大政府治理模式下可以适当牺牲短期的民众诉求表达。而在西方的指导思想下，民主和自由是社会自然演化的基石，每一个个体无论其贫穷或富有，聪慧或愚笨都应当享有自由表达其诉求的权力，最终每一个个体对美好生活的共同愿景将会促成一个和平与发展的局面，即便因此会造成短期的混乱。

在缅甸问题上，双方治理模式下的结果也大相径庭。中方治理模式下，缅甸军政府是缅甸和平的客观必要条件，因为缅甸内部军阀割据。但昂山素季作为具有民众号召力的进步人士同样在发展过程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所以最终的结果应当是昂山素季与军政府达成协议，昂山素季不会在军政府领导人下台后立即清算，军政府和平换届并保留有一定利益，后续双方持续合作打击国内军阀，为缅甸未来发展打下和平的基础。而西方治理模式下，缅甸军政府应当在西方压力下顺从民意释放昂山素季，并进一步扶植昂山素季或其他国内进步人士，在西方军事力量帮助下逐步完成国内和平局面，借此西方可以在缅甸派驻军队，阻断中缅油气管道及中方影响力，并加强对中国的军事威胁。

综上所述，缅甸局势后续发展的两个方向将会成为中美外交博弈胜负的重要标志，这将会进一步影响中俄与欧美之间摇摆中间力量的倾向性，因为任何一个小国元首固然有着成为霸主的梦想，但受制客观因素，他的未来以及他的祖国未来或多或少都需要依赖大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