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蚂蚁集团（以下简称为“蚂蚁”）官网更新了董事会名单。新增杨小蕾、史美伦两位独立董事，这也意味着蚂蚁董事会的独立董事占比已经达到了50%。

　　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6月1日，蚂蚁发布的2021年可持续发展报告就明确表示，为适应未来金控监管的要求，“将进一步强化董事会作用、扩大董事履职范围。”

　　自2020年“外滩演讲”事件以来，“合规”就成了蚂蚁的工作重心。而随着“上层建筑”独董大跨步地调整，蚂蚁或许也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一、蚂蚁主动“变阵”

　　蚂蚁上市受阻一事，去几年已经人言籍籍，在此无需赘言。特别指出的一点是，此事件固然与马云“外滩演讲”事件有直接联系，但最主要的，还是要归结于蚂蚁小贷业务的野蛮生长。

　　较早前的招股书显示，2020年上半年，蚂蚁数字金融科技平台业务的营收占总营收的63.4%，是主要的营收支柱。在这其中，又以包括花呗、借呗等产品在内的微贷科技平台业绩最为显著。2020年上半年，该业务营收为285.86亿元，同比增长59.48%，占总营收的39.4%。

　　蚂蚁这部分亮眼的业务美其名曰是科技金融，但实际上不过是在传统银行之外，通过互联网的方式进行“放贷”。招股书显示，截止2020年6月末，蚂蚁微贷科技平台累计促成的1.732万亿元消费信贷中，98%均由蚂蚁的合作伙伴提供。

　　而在消费者市场，蚂蚁瞄准的对象主要是传统银行覆盖不到的，难以找到借钱渠道的年轻人。2019年，融360发布的数据显示，90后负债率高达1850%，在消费贷市场的占比为43.48%，以贷养贷的用户占比近三成。

　　虽然蚂蚁的小贷业务沿着“剪刀差”、资产证券化等战略赚取了亮眼的利润，但是由于没有被纳入监管，该业务也存在“责不对位”、盲目发展等问题。

　　“对于金融科技公司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目前缺乏明确规则和要求，出现了监管套利行为”，2020年11月，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局长郭武平曾对外表示，“‘花呗’与银行信用卡业务基本相同，但分期手续费高于银行，与其普惠金融理念不符，实际上是‘普而不惠’”。

　　伴随着监管日趋严格，蚂蚁开始主动“变阵”，和曾经“以利为利”的金融服务战略挥手告别。

　　首先，从业务的角度来看，蚂蚁切割了自家的金融业务。2021年11月，蚂蚁分别将“花呗”和“借呗”进行品牌隔离。不光重新确立品牌定位，同时还明确贷款责任方。

　　无独有偶，2021年12月和2022年4月，蚂蚁还分别关闭相互宝、切割网商银行。针对相互宝类产品，银保监会曾发文称：“网络互助平台会员数量庞大，属于非持牌经营，涉众风险不容忽视”。

　　其次，蚂蚁还一改此前“八爪鱼式”的投资策略，开始缩小投资版图。比如，2021年10月，蚂蚁将持有的财新传媒股份彻底“清仓”；2022年1月，蚂蚁减持众安保险股份，持股比例从13.54%下降到10.37%。

　　横向对比投资数据，也能感受到蚂蚁的收缩。IT桔子数据显示，2018年，蚂蚁共参与65起投资，总投资规模为789.45亿元。到了2021年，蚂蚁仅参与20起投资事件，总投资规模为 182.27亿元，较2018年下跌76.91%。

　　一系列“切割”动作之后，蚂蚁的业绩数据出现了下滑。金融界援引业内分析师消息称：“扣除海外投资收益后，2021年蚂蚁经营利润同比下降或超20%，全年经营利润约400多亿元左右”。

二、“铁娘子”来临

　　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蚂蚁开始调整“上层建筑”。

　　除了开头提到的，新增杨小蕾、史美伦为独立董事外，阿里“十八罗汉”之一的蒋芳还离开了蚂蚁董事会，使得蚂蚁的股东代表董事从3位减少到2位。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明确要求，上市公司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占比不能低于三分之一。目前蚂蚁的独立董事占比已达50%。而2021年可持续发展报告还明确强调，蚂蚁“未来还将进一步增加独立董事人数。”这说明蚂蚁确实希望进一步推动董事会更独立地履职。

　　结合杨小蕾、史美伦的履历和观点来看，蚂蚁将此二位列为独立董事，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暗暗契合了蚂蚁主动适应监管的变革之路。

　　以史美伦为例，出生于1949年12月的她，可以说是见证了中国金融市场的起起落落，不光精通大陆和香港两地金融市场，更在千禧年之后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分管上市以及融资监管工作。

　　新华社曾发文将史美伦誉为股市“铁娘子”，因为其上任首年，中国证监会就颁布了51件有关证券监管的法规或条例，“初步建立了国内的监管法规架构。”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互联网金融方兴未艾时，史美伦就注意到了该领域存在监管缺失的问题。2014年6月举办的“金家岭财富论坛”上，史美伦表示：“互联网金融在某个方面来说，也算是影子银行的一部分，对其的监管不能轻于传统金融机构。”

　　与此同时，史美伦还曾提出互联网金融存在法律定位不明确、资金第三方存管以及风控不健全三个主要的问题。

　　现在来看，史美伦提出的三个问题，几乎全都都打到了蚂蚁的“七寸”上。

三、　姓“资”还是姓“科”？

　　切割金融业务也好，调整独立董事也罢，近两年蚂蚁面临的主要矛盾，其实还是要解决企业姓“资”（金融），还是姓“科”（科技）的问题。

　　尽管2020年8月，蚂蚁金服更名为蚂蚁集团，试图穿上“科技”的外衣。但招股书显示，2020年上半年，蚂蚁来自创新业务的营收为5.44亿元，仅占总营收的0.75%。对比占比超六成的金融科技业务，有明显的差距。

　　2022年3月2日，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表示：“这些平台（蚂蚁集团等14家互联网平台企业）开展的金融业务，因为有一定的创新性，过去没有纳入我们的监管，现在正在逐步纳入监管中。”因此，不论是被动还是主动，蚂蚁未来都只能向科技型金融企业转型。

　　2021年可持续发展报告中，蚂蚁就将“科技创新”单独列为一大主题。

　　反映到具体的业务上，就是蚂蚁的C端业务会不可避免地萎靡。比如，2021年9月，有媒体报道，大量花呗用户的额度下跌，这主要是因为被纳入监管的蚂蚁花呗品牌隔离所致。

　　而B端业务则成了大力宣传的重点，过去几年蚂蚁的区块链、图计算、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屡屡见诸报端，甚至在元宇宙和NFT上也有涉猎。据媒体报道，2021年11月上市的Paytm，其背后的技术服务提供商就是蚂蚁。

　　但问题是，按照传统的互联网企业估值逻辑，C端用户量一直是互联网企业发展的命脉。蚂蚁转向服务B端客户，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蚂蚁的估值。2021年9月，富达投资将蚂蚁估值下调至670亿美元，较2020年筹备上市时的2250亿美元的目标估值下跌70.22%。

　　蚂蚁集团新的董事会班子浮出水面后，组织架构也更为合理，既有了多年从事监管行业的人士，也有经济、财务和法律方面的专家，新董事会也将确保蚂蚁集团业务的合规性。

　　除了董事会外，蚂蚁的管理团队自去年以来也有不小的变化，有人加入也有人退出，由15人扩大至了21人，整体来看成员呈现增加的趋势，董事和高管的不断调整，也释放了蚂蚁集团充分推进整改的决心。

　　两年前，蚂蚁“拉风”上市的时候，港股认购人数多达155万人，冻资1.3万亿港元，刷新港股新股招股的记录，成为当年的“人气王”。

　　在上市被叫停两年后，新的架构调整结合最近对滴滴等中概股的政策放宽，股票代码688688的蚂蚁集团上市将迎来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