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是近年来全国各地的重要发展方向。

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基建工程，“东数西算”在两个月前正式启动。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等四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同意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以及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等地启动建设8个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并规划了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

至此，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完成总体布局设计，“东数西算”工程正式全面启动。

“数”指的数据（大数据），“东数”即国家东部的应用数据；“算”指的算力，即对数据的处理能力、计算能力。

算力，如同农业时代的水利、工业时代的电力，已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能力之一。算力设施则是助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底座。有测算显示，算力指数平均每提高1个百分点，数字经济和GDP将分别增长0.33%和0.18%。

从8个枢纽和10个集群的选址来看，西部地区成为这一工程的最大亮点。

作为重构中国数据中心产业秩序的工程，“东数西算”也将对西部一些城市的发展带来重要影响。

西部这4个省份缘何被选中

事实上，数据中心产业链的选址对地理位置的敏感程度非常高。

基于业务部署、灾备隔离、网络时延等因素，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数据中心的选址都是将东部的一线城市作为首选之地，然后才是选择环一线城市地区。

根据中国数据中心大平台数据显示，“北上广”三地数据中心目前约占全国份额的26%。

中国数据中心工作组（CDCC）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0月31日，全国范围内数据中心规划新增机柜总数约99.15万架，存量机柜总数达到约415.06万架。仅2021年，75%的新增机柜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东部一线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如张北、廊坊、怀来、燕郊、昆山、南通、南京、扬州等地。

不过，随着土地、能源等资源日趋紧张，在东部大规模发展数据中心已日渐困难。核心城市对建设数据中心的政策限制愈加严苛。比如，北京已将数据中心的新建和扩建列入禁止类和限制类；上海明确严禁在中环内区域新建数据中心，综合PUE（电能使用效率）严控不得超过1.3；广州和深圳原则上只可建中型及以下的数据中心，承载边缘计算和低时延业务。

与东部一线城市的限制不同，西部地区地广人稀，空间广阔，气候适宜，风、光、水、煤等自然资源丰富，无论是电力成本还是土地、人力成本都远低于东部。

同时，布局西部地区，也与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相关。

由数据中心带来的上下游算力产业链，把产业链的重要产值落在西部，对于西部地区经济转型升级有着重要意义。

西部地区成为高时延、存储型数据中心优质的选择。

比如，“云上贵州”吸引了苹果、腾讯、华为等企业。2021年贵阳贵安成为全球集聚超大型数据中心最多的地区之一，数字经济占比达34%；内蒙古“草原云谷”乌兰察布吸引了华为、阿里、快手等知名企业来此设立数据中心；宁夏“云天中卫”则建成了亚马逊、美利云、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天云网络、创客超算6个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

然而，西部地域广阔，为何是贵州、内蒙古、甘肃、宁夏这4个省份成为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和国家数据中心集群所在地？

首先是能源因素。众所周知，电力成本目前已经占到数据中心运营成本的50%以上。而这4个省份都在国家“十四五”规划的9大清洁能源基地辐射范围之内：贵州水力资源丰富，是国内的水电重镇之一；内蒙古、甘肃、宁夏则是风力发电和光伏产业大户，是全国最主要的可再生能源基地。这也符合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其次是区位战略。贵州地处广东与成渝之间，承担着构建“粤港澳-贵州-成渝”数据新走廊的重任；内蒙古毗邻京津冀地区，可主要服务于首都经济圈的实时性算力需求；而甘肃、宁夏枢纽，则更多是基于能源优势以及东西协调发展的考虑，服务面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世界级城市群的算力需求。

第三是产业基础。此次被选中的城市基本上在数据中心产业方面有着一定基础。贵州2014年就开始布局大数据产业，如今大数据已成为该省五大支柱性产业之一；宁夏中卫在2013年就搭着国家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顺风车”成为互联网时代北京、上海、深圳等网络节点城市的“数据郊区”。

▲西部云基地国家（中卫）数据中心中国联通数据中心机房。图/新华社

贵阳是西部地区数据中心产业发展样本

互联网时代，西部地区数据中心产业发展的样本无疑是贵阳。

贵州的大数据产业起步于2014年，如今已有5000多家企业落户，其中不乏苹果、华为、阿里巴巴、联想等龙头企业。贵阳已成为承载全国大数据领域试点示范最多的城市。

数据中心产业在互联网时代的另一个发展样本是宁夏中卫。

中卫的大数据产业起步早于贵州一年。当时，中卫凭借“前店后厂”的创新模式，规划建设了宁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西部云计算产业基地，成为互联网时代云计算产业的“明星城市”。

中卫是全国首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双中心”城市（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国家枢纽节点）。

与互联网时代只是对传统行业的上下游进行去中间化的处理不同，数字经济时代更关注对于传统行业的底层改造以及基于这种改造衍生而来的重构与再造。这也决定了，未来数据中心产业发展的技术环境必将发生重大变化。

谁是数字经济时代的下一个“贵阳”

在“东数西算”工程提出之前，国内数据中心产业便有“南贵（贵州）北乌（乌兰察布）”之说。

乌兰察布属于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中林格尔集群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互联网时代，乌兰察布的发展与贵阳不在一个量级，虽然前者经常成为华为等企业布局南北数据中心时的北方首选之地。

贵阳的大数据产业之所以能够在互联网时代迅猛发展起来，除了当时的前瞻性布局，主要得益于贵阳是国内较早成为高铁十字架枢纽的城市，高铁拉近了贵阳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时空距离。此外，贵阳作为省会城市，在政策、人才集聚、产业基础等方面的优势，也是中卫、乌兰察布等其他中小城市无法比拟的。

但在数字经济时代，随着中国高铁通车里程的普及和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此前经济发展中的诸多限制条件如交通、信息等逐渐淡化。这就给了很多中小城市重塑定位的机会。比如，距离北京仅300公里的乌兰察布或许就有望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下一个“贵阳”。

张呼高铁的开通，令乌兰察布到北京的时间缩短到只有1小时50分钟，乌兰察布已完全融入了北京的1小时经济圈。乌兰察布是“一带一路”中欧班列的节点城市。这样的节点城市全国有17个，除乌兰察布之外，其他都是省会城市。乌兰察布中欧专列的列数已能排名全国前10，在这背后正是基于乌兰察布临近首都经济圈的区位优势。

也正因为如此，乌兰察布的定位就是服务北京。而其在发展数据中心产业时的口号是“把中国存在乌兰察布”。

目前，该市已通过成立工作专班、加强大数据行业绿色监管等一系列举措，建设新型算力基础设施，积极参与“东数西算”工程，为京津冀高实时性算力需求提供支援，为长三角等区域提供非实时算力保障。

当然，与贵阳相比，在大数据产业链条上，乌兰察布的产业结构尚不完整，人才匹配上相对匮乏，其数据中心更多为劳动密集型的外包形式等等。

不过，乌兰察布当地政府对大数据产业的支持态度坚决，当地也在积极行动。这意味着未来乌兰察布在数字经济时代的突围值得期待。